俄乌冲突对国际经贸格局的影响

俄乌冲突对国际经贸格局的影响

易小准，李晓，盛斌，杨宏伟，曹宝明，徐坡岭

本文节选自《国际经济评论》2022年4月刊

俄乌冲突使世界经济面临再度陷入滞胀的风险。全球经济治理将走向分裂，全球储备货币多元化进程将有所加快。俄乌冲突将大体终结本轮的经济全球化进程，西方的跨国公司将不得不在价值观贸易、供应链安全、保持企业竞争力之间艰难寻求平衡。俄乌冲突还将刺激世界各国强化能源安全意识，构建以提高就地平衡能力为特征的现代能源体系，并带来国际粮食生产和贸易格局的适应性调整。中国应谨慎应对复杂形势，同时吸取俄乌冲突后俄罗斯在多边机构中被孤立、被挤压的教训，坚持发展中国家的站位，为多边机构提供尽可能多的公共产品，以此团结大多数成员，共同推进开放、包容和互利共赢的多边议程。中国还应当坚持开放政策不动摇，以开放对冲少数西方国家与中国脱钩的不良企图。

俄乌冲突对多边贸易体制最大的影响，就是 WTO 可能被改造为一个充满政治对抗的机构。目前，美国的意图已非常鲜明，要利用俄乌冲突把 WTO 推向两极化。美国已经摒弃WTO推动贸易自由化的传统功能，正在试图通过强力推行“以我划线”的价值观贸易，将WTO打造成维持其全球霸权的政治工具。中国应当特别警惕美国正在借俄乌冲突，逼着一众盟友和WTO 的中小成员依照美国设定的民主价值观站队。因为多数成员在政治正确、民主价值观和安全利益等多重因素的裹挟之下，很难选择与中国站在一起。欧洲虽然在经济上高度依赖与俄罗斯的能源贸易，但在安全上又不得不依赖美国的军事保护，在美国的胁迫之下，其经济利益只能让位于安全利益和美式价值观。

应对俄乌冲突下各方在多边贸易组织中的博弈，中国不能仅依靠自身的实力，更多要依靠在贸易利益基础上形成的各种朋友圈，利用合纵连横的能力，突破美国伺机对中国发起的围剿。中国应当吸取俄乌冲突后俄罗斯在多边机构中被孤立、被挤压的教训，为WTO提供尽可能多的公共产品，以此团结大多数成员，共同推进开放、包容和互利共赢的多边议程。中国要善于利用共同的经济利益和灵活务实的引领能力，在不同的贸易议题上形成多层朋友圈。面对美国在多边场合对中国发难，这些基于共同利益的朋友圈将对中国形成重要的保护。

俄乌冲突中，俄罗斯在 WTO 的空前孤立给了中国一个重要教训，就是发展中国家的站位不能变。俄罗斯当年以发达国家身份加入 WTO，因此在 WTO各个谈判议题上未能为发展中国家发声。但发达国家从未真正接纳俄罗斯，而发展中国家也与其保持了距离。俄乌冲突爆发后，美国与欧洲牵头发达国家集团，第一时间就宣布把俄罗斯从WTO 中的发达国家阵营驱逐出去。而发展中国家则本来就与其疏远，使俄罗斯在 WTO 中完全孤立无援。美国和盟友在 WTO 的各个场合有意打压和排斥俄罗斯。只要俄罗斯的代表一到场，这些成员就立刻离场。有些重要的多边会议，例如渔业补贴谈判，无法排除俄罗斯，在这些会议上主要发达国家的第一项议程就是把俄罗斯痛批一顿，发展中国家则基本噤声。在物质主义和后物质主义之间—后疫情时代大学生就业态度的变化

李秀玫 华东政法大学社会发展学院，向橄叶子，桂勇 复旦大学社会学系

本文节选自《文化纵横》公众号

本文以两次大学生社会心态调查为基础，分析大学生就业观的变化，以及95后和00后两代大学生就业观的差异。与2015年相比，2020年大学生评价工作好坏的最重要标准中，“收入”的排位从2015年的第四位上升到第二位，所占比重从2015年的11.8%上升到17.5%。与此同时，将“发展空间”“能力提升”“个人兴趣”作为评价工作好坏首要标准的大学生比例都略有下降，选择“能力提升”的比例从2015年的18.2%下降到2020年的16.2%，选择“个人兴趣”的比例从2015年的16.9%下降到2020年的13.1%。可见，相比于“95后”大学生，更多的“00后”大学生将“收入”这一物质因素作为评价工作好坏的首要标准。

与2015年相比，2020年调查中大学生理想的就业去向呈现出以下三个特点：第一，选择体制内就业的比例有较大上升，从2015年的33.6%上升到2020年的42.9%，尤其是选择“公务员”的比例从5.3%上升到12.4%，说明体制内就业对大学生的吸引力的确在上升；第二，倾向于进入“外资企业”的比例大幅下降，第三，选择“自行创业”的大学生比例也大幅下降，从2015年的22.5%下降到2020年的10.4%。值得关注的是，2020年的受访大学生中有9.0%的人倾向于“互联网+”新兴职业（主播/网红/新媒体运营等），说明这类新兴就业方式对大学生也具有一定的吸引力。

2020年的调查涉及的大学生以出生于2000年前后的青年为主体，他们从小在“温室”中长大，物质条件较为富足，生活保障较为全面，一定程度上呈现出对自由的追求、对个人兴趣和发展的重视、对参政议政的表达热情等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取向；但在就业认知上，大学生群体的主流取向仍是物质主义价值观，这集中表现在对物质目标的追求上。此外，大学生对薪酬待遇的坚持，也不可避免地受到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。在突发的重大公共危机下，长时间的“封城”、经济生活的暂停，一定程度上让青年人感受到了新“物质匮乏”。各行各业的发展困境，从业人员的生存艰难，就业环境的严峻趋势，这些都使得重视生存保障的物质主义价值观在大学生群体中回暖，并因此在就业过程中表现出对薪资待遇等物质条件的看重。从规训到控制：算法社会的技术幽灵与底层战术

张萌 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助理研究员

本文系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年科研启动项目《“人类命运共同体”国际传播及其国际话语权提升的研究》成果

我们所在的时代是这样一个时代—一个时代造就了我们，我们造就了机器，机器造就了我们的时代。算法受众将隐私、行为数据、个人信息交付给了算法来换取线上服务的享受，将如何定义我们身份的所有权让渡给了算法。算法的控制体现在越来越多的个体被捕获，并且通过对现实世界的监测影响和控制我们，让我们能够思考并做不同的事情，为我们打开世界的同时，也为我们关闭了其他可能性。技术不再是外化于我们的东西，所有人开始成为一种技术存在。

算法社会第二个生产战略体现在空间的弱化，行动越来越具有流动性。算法社会施加控制的工具是信息机器，促使代码空间的流动更加有序化、合理化，空间边界被打破融合成为一个无边的网络，机构之间的分界消失。在这种社会形态中，越来越多的具有明确起点和终点的片段被常规训练所取代。脱离了透视空间，算法投射到电子屏幕，个人需求被24小时的过问与满足，用户获取的不仅是几代人积累的知识与智慧，更是从有限的屏幕中获得无限的空间和时间。算法社会，空间的区隔变成了“时间的填充”。

算法对主体身份的生产产生了直接的影响。传统的信息操作与检索逐渐被自动化程序取代，而且数字计算的复杂性远远超过了人的能力，知识生产越来越多地由数字化的计算程序和系统完成，权力规训模式中的专家变成了从属于其的管理者的角色。知识生产与消费进一步进入人们的日常生活，使得规训社会普遍的个体，在今天逐渐成为了德勒兹所说的分体。个体与分体的区别体现在目标的差异。算法不关心“有用个体”的产生，而是更关注流动的信息是否符合了每一个特殊分体的自身特点，这也是算法热衷提供“个性化服务”的原因。A375698B-6229-4EF0-B664-EF094C3AA13A